看《阵地》说桂林|烽火中的“移动学校”与抗战宣传队 ——重温新安旅行团在桂林的峥嵘岁月

　　位于桂林解放桥六匹马码头附近的新安旅行团纪念墙。 记者苏展 摄

　　汪达之。记者苏展翻拍

　　电视剧《阵地》中，汪达之与新安旅行团的团员。（视频截图）

　　□本报记者苏展

　　在央视热播剧《阵地》中，桂林七星岩岩壁上“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的宣言震撼人心。这句穿越时空的呐喊，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抗战时期新安旅行团在桂林的峥嵘岁月。

　　1938年11月，新安旅行团从长沙转移至桂林，在这座抗战文化城，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岩洞教育”的特殊使命。而这一切，都与一位名叫汪达之的教育工作者紧密相连。

　　矢志教育救国

　　组建团体开展抗日救亡

　　汪达之1903年出生于安徽安庆，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母亲一人身上。虽然家庭生活十分艰难，但是母亲坚持要子女们都去上学。

　　汪达之小学毕业后，考上省立第一师范，后转到省立第一中学。1925年，汪达之中学毕业，母亲要他去考大学，他却和几个同学在中国共产党员姚佐元的发起下，组织了一个“会社”。没过多久，他们的活动被反动当局发觉，有的同伴被捕杀，汪达之随后转移到繁昌、望江等地任小学教师。

　　1927年，汪达之从姚佐元寄给其的信件中得知陶行知在南京劳山下办晓庄师范。汪达之立志要为中国的新教育事业而奋斗，于是便去报考晓庄师范，最终被录取。1929年，江苏淮安县新安会馆创办新安小学，陶行知派汪达之等人去主持新安小学的工作。

　　1933年秋，汪达之按照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办学，将学校仅有的7名基本学生组成“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让学生们走出校园，去认识社会和学会解决自身经历的各种困难。该旅行团到过镇江和上海，50多天的活动，轰动了上海各界。

　　“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上海之行获得成功后，汪达之在陶行知和一些教师团体的全力支持下，开始构思一个规模更大、活动范围更广的团体，其作用是一边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论，一边到全国各地去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个团体就是后来的新安旅行团。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成立后从江苏淮安出发，汪达之以“顾问团员”的身份，率领新安小学的14名团员，携带一套电影放映工具和《一·二八战地写真》《民族痛史》等抗日影片，开始了他们新的征程。他们由华东到华北，又由华北到西北，辗转到达武汉，于1938年11月来到桂林。

　　践行生活教育 铸就战时英才

　　新安旅行团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宣传抗日救国的青少年文艺团体。汪达之在《我自新旅来》的文章中提到，该团体的特点是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密切结合，边学习边开展工作。

　　新安旅行团既是团体也是学校，他们学习的内容与一般学校有所不同，除了中小学的文化课之外，还有开展工作时所需要的艺术课，如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年龄大的团员还要学习社会科学和政治理论。

　　该团体的学习形式实行“小先生制”，能者为师，互教共学，同时也请团外的人来上大课。团员学习的自觉性强，一般都能讲、能写、能画、能演、能歌善舞，还要做群众工作，综合素质超过一般学校同年龄的学生。汪达之当时是该学校的顾问和组织者。

　　在桂林期间，新安旅行团积极开展“岩洞教育”，参加“保卫大西南”的宣传，组织了“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在甲山致和村恢复了新安小学，还先后派出了乡村工作队到万正乡、甲山村，临桂大村、良丰、四塘、大圩，湘桂铁路沿线等地的伤兵医院，工厂、学校、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通过工作实践，使每一位团员都得到了历练，也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本领。

　　汪达之在《生活教育与新安旅行团》一文中说：“我们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式的学校教育和呆板的书本教育，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从救亡工作中争取现代的知识和技术，更以集体的力量来教育自己。所以，没有专任的教师，但我们的教师却随处都是，我们积极地培养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自动的力量，我们的生活会议和各种会议，就是我们很好的自我教育的机构;从这些会议里决定我们的工作，批评和纠正我们的行为和工作上的得失，从生活和工作中提取新的知识，进行集体的自我教育。”

　　不畏艰难困苦

　　为桂林抗战事业作出特殊贡献

　　在桂林期间，新安旅行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团员们过的是艰苦而又愉快的集体生活。1938年从长沙到桂林后，新安旅行团没有固定经费，团员们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吃饭时年纪最小的先打饭，年纪大的最后吃，没剩饭就饿一顿。即便如此，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领导下，团员们从未停下抗日救亡工作。他们走到哪里，就把抗日救亡声音带到哪里。

　　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时，新安旅行团的经济来源不多，主要靠沿途给老百姓放映电影获得，其次是替书店、报社代卖书报取得一些辛苦费，再就是发动年龄大一点的团员为儿童报刊或其他报刊写稿。在从桂林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之前，为解决旅费问题，新安旅行团还专门组织了一个临时写作班子，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6本书稿，交予桂林文化供应社编入“少年文库”丛书，出版社预付了1000元版税。直到1939年1月，经过周恩来、郭沫若同志的积极争取，新安旅行团才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特约”团体的名义，从政治部按月领取生活费和宣传活动费。

　　1939年，新安旅行团在桂林又吸收了一批新团员，规模扩大至近百人。在桂林期间，新安旅行团展演了反映儿童抗战的《春的消息》《两兄弟》《上海小同胞》等戏剧，和反映中国抗战前途的《中国的命运》。特别是大型抗日舞剧《虎爷》的演出，轰动了桂林全城。

　　汪达之早年在淮安新安小学任校长的时候，就和师生们同吃同住，他既是学生的老师、学生的兄长，又是群众的知心朋友。他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奉献给学校和当地群众，却从不在学校收入中支取一分钱的薪俸。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他始终和学生同甘共苦，陶行知视汪达之为自己的得意学生，特地写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表彰汪达之的奉献精神。

　　新安旅行团在桂林生活工作了两年多，由于局势恶化于1941年被迫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跟随新四军转战南北，开展少年儿童工作和军队的文艺宣传。如今，在桂林漓江东岸解放桥附近的小游园，立有一堵“新安旅行团桂林驻地旧址”纪念墙。桂林人民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为抗战事业作出过特殊贡献的新安旅行团。